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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围棋的历史

    作者:赵威围棋培训|发布时间:2017-01-23 16:39|点击:



    围棋,起源于中国,中国古代称为弈,在整个古代棋类中可以说是棋之鼻祖,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。据《世本》所言,围棋为尧所造。晋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亦说:“舜以子商均愚,故作围棋以教之。”舜是传说人物,造围棋之说不可信,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。传说在黄帝时开始流传,到汉朝时规则大体定型。 相传,上古时期尧都平阳,尧帝平息协和各部落方国以后,农耕生产和人民生活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。但散宜氏所生子丹朱虽长大成人,却不务正业,游手好闲。尧帝为使丹朱归善,教其下石子棋以稳其性,娱其心。可丹朱棋却依旧朋淫生非,帝尧只好把丹朱迁送到南方,还将帝位禅让给虞舜。虞舜也学尧帝的样子,用石子棋教子商均。以后的陶器上便产生围棋方格的图形,史书便有“尧造围棋,以教丹朱”的记载。在龙祠乡晋掌村西山还有棋盘岭围棋石刻图形遗迹。

    春秋战国围棋已在社会广泛流传了。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,公元前559年,卫国的国君献公被卫国大夫宁殖等人驱逐出国。后来,宁殖的儿子又答应把卫献公迎回来。文子批评道:“宁氏要有灾祸了,弈者举棋不定,不胜其耦,而况置君而弗定乎?”用“举棋不定”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,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。  

    秦汉三国        秦灭六国一统天下,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。《西京杂记》卷三曾有西汉初年“杜陵杜夫子善弈棋,为天下第一人”的记述,但这类记载亦是寥如星辰,表明当时围棋的发展仍比较缓慢。到东汉初年,社会上还是“博行于世而弈独绝”的状况。直至东汉中晚期,围棋活动才又渐盛行。 1952年,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,此棋局呈正方形,盘下有四足,局面纵横各17道,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形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。与汉魏间几百年频繁的战争相联系,围棋之战也成为培养军人才能的重要工具。东汉的马融在《围棋赋》中就将围棋视为小战场,把下围棋当作用兵作战,“三尺之局兮,为战斗场;陈聚士卒兮,两敌相当。”当时许多著名军事家,像三国时的曹操、孙策、陆逊等都是疆场和棋枰这样大小两个战场上的佼佼者。著名的“建安七子”之一——王粲,除了以诗赋名著于世外,同时又是一个围棋专家。据说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,对围棋之盘式、着法等了然于胸,能将观过的“局坏”之棋,重新摆出而不错一子。 中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,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。

    魏晋前后,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。魏邯郸淳的《艺经》上说,魏晋及其以前的“棋局纵横十七道,合二百八十九道,白、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”。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。但是,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《棋经》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“三百六十一道,仿周天之度数。”表明这时已流行19道的围棋了。这与棋局形制完全相同,反映出当时的围棋已初步具备现行围棋定制。  南北朝          由于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,导致文人学士以尚清谈为荣,因而弈风更盛,下围棋被称为“手谈”。上层统治者也无不雅好弈棋,他们以棋设官,建立“棋品”制度,对有一定水平的“棋士”,授予与棋艺相当的“品格”(等级)。当时的棋艺分为九品,《南史·柳恽传》载:“梁武帝好弈,使恽品定棋谱,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”,可见棋类活动之普遍。日本围棋分为“九段”即源于此。  

    隋唐宋元        由19道棋盘代替了过去的17道棋盘,从此19道棋盘成为主流。而随着隋帝国对外的政策,高句丽、新罗百济把围棋带到了朝鲜半岛,遣隋使把围棋带到了日本国。        

    唐宋时期,可以视为围棋游艺在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时期。由于帝王们的喜爱以及其他种种原因,围棋得到长足的发展,对弈之风遍及全国。这时的围棋,已不仅在于它的军事价值,而主要在于陶冶情操、愉悦身心、增长智慧。弈棋与弹琴、写诗、绘画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,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项目。       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《仕女弈棋图》绢画,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。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,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。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,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、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,皆为纵横各19道。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,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,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。 唐代“棋待诏”制度的实行,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。所谓棋待诏,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。当时,供奉内廷的棋待诏,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。他们都具有第一流的棋艺,故有“国手”之称。唐代著名的棋待诏,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、唐德宗时的王叔文、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。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,扩大了围棋的影响,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。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,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         从唐代始,昌盛的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,逐渐越出国门。首先是日本,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,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。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,而且对棋子、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。如唐宣宗大中二年(848年)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“揪玉”琢之而成的,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“玉子”做成的。除了日本,朝鲜半岛上的百济、高丽、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,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,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。《新唐书·东夷传》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,说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。

     明清        明清两代,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。其表现之一,就是流派纷起。明代正德、嘉靖年间,形成了三个著名的围棋流派:一是以鲍一中(永嘉人)为冠,李冲、周源、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;一是以程汝亮(新安人)为冠,汪曙、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;一是以颜伦、李釜(北京人)为冠的京师派。这三派风格各异,布局攻守侧重不同,但皆为当时名手。在他们的带动下,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,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,并涌现出了一批“里巷小人”的棋手。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,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。 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,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,如《适情录》、《石室仙机》、《三才图会棋谱》、《仙机武库》及《弈史》、《弈问》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,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著述,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。        

     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,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,名手辈出,棋苑空前繁盛。清初,已有一批名手,以过百龄、盛大有、吴瑞澄诸为最。尤其是过柏龄所著《四子谱》二卷,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,详加推阐以尽其意,成为杰作。 清康熙末到嘉庆初,弈学更盛,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。其中梁魏今、程兰如、范西屏、施襄夏四人被称为“四大家”。四人中,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,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。施、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,并同于少年成名,人称“海昌二妙”。据说在施襄夏30岁、范西屏31岁时,二人对弈于当湖,经过10局交战,胜负相当。“当湖十局”下得惊心动魄,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。  近现代         到了近代,围棋在日本蓬勃发展,中国的围棋逐渐被日本赶超,清朝后期,中国棋手和日本棋手之间已经有一定的差距。新中国成立后,陈毅元帅也是一个围棋爱好者,大力发展中国的围棋事业,新一代的围棋国手在新中国成长起来。代表人物有陈祖德、聂卫平、马晓春、常昊等。80年代中后期,聂卫平在中日擂台赛中创造了八场不败的记录,取得了前三届中日擂台赛的胜利,也在神州大地掀起了新的围棋学习的热潮。 围棋主要呈现中、韩、日三国鼎立的局面。日本围棋整体水平止步不前,中韩围棋水平不断提高,形成了中韩争霸的局面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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